金馬影展

金馬影展一向與我是無關的，今年待在台北於是湊熱鬧選了兩部片看，一部是「保加利亞的天空下（Eastern Plays，2009）」，另一部是「米歇爾龔特利小時候（The Thorn in the Heart，2009）」。

基於各種條件，最後篩選出來能看的影片並不多，加上當時心情有些混亂，我選出來的片單多半是自我追尋的故事，或是溫暖的勵志電影，又或者是亟欲想逃脫世界的疏離。最後這兩部片的出線很大部分是因為導演的國籍，前者是保加利亞、瑞典導演合拍，後者是法國導演。

保加利亞的天空下想談的課題很多，有保加利亞的種族衝突、有家庭關係，有自我的故事，最後導演用了長達五分鐘的時間讓男主角漫無目的的在街上遊走，只有音樂相伴。當我看著那幕時，有一種孤獨油然而生，城市的寂靜街道、深夜汽車的呼嘯、路人側目的眼光，以及路邊三三兩兩的遊民，他只是一逕走著，從夜裡的喧鬧走進清晨，陽光尚未出現，陰翳壟罩。結局是什麼，其實我有點忘了，只是常常想到影中的藝術家男主角那樣在街上走著。


米歇爾龔小時候的中文片名，與原意其實相差甚遠。看完影片後，才知道導演「米歇爾龔特利」根本不是重點，他記錄的是他姑姑Suzette的故事。

片頭一開始就是這張圖片，一群人吃吃喝喝講著故事，大家嘻笑分享故事。每次看著外國人常常這樣圍著餐桌總是好生羨慕，食物是快樂的泉源，大家聽著其中一個人說故事、聊天，互遞食物，都覺得好溫暖。話扯遠了，主角Suzette是個可愛的法國女性，年輕是一位老師，一路從法國郊區學校走進了城市中心，導演一路回溯Suzette的生活、工作與家庭，道出她的韌性、樂觀與好奇，一方面也糾出了Suzette與同性戀兒子Jean-Yves彼此之間隱藏在心中的複雜情結，故事其實很平淡，偶而穿插這些人物自己曾拍下的家庭錄影帶，看著情節的平易近人，觀眾不時莞爾而笑。

「Can you feel my life?」這首歌不時伴隨影片響起，彷彿Suzette想藉著這部影片跟觀影的人這樣說，也好似Suzette與Jean-Yves想對彼此這樣說。我們的生活當中，什麼時候也會響起這曲歌？又想朝著誰這般問？

我的國中記憶

在床上打滾賴床的時候，腦袋偶而會閃現一些念頭。在論文寫作期間，這些靈光乍現的關鍵想法，通常會被老闆圈起來，寫下（少見的）「good!」；有時候，是對未來前進的篤定；有時候，是在腦中播放一整天的音樂旋律；有時是奇怪的問題。

那天，昏沉的腦子裡閃過一道問題，讀書讀了19年，最喜歡的是哪個階段？問題不難回答，大概是國中和研究所時期了。

國中時候的我，有點叛逆。說是叛逆還不如說是充滿孩子氣的頑皮。「乖寶寶、好模範」的角色有一種聖潔，但從沒在我身上出現過。我喜歡頂著「班長」的稱號，帶頭搗蛋。有一回，大概是太痛恨那位總是帶著嘲諷口吻的數學老師，上課後我也不管維持秩序這回事，我從抽屜裡翻出一張廣告紙，把紙上的高樓大廈化為一架紙飛機，不認輸地和班上男生比賽起來，看誰的飛機飛得高、飛得遠。大大的飛機乘載我的得意往窗外飛去，我臉上掛著微笑，心想：「這回我贏定了。」不料，飛機越飛越遠、越飛越遠，飛向了正走進門口的數學老師...。事後，我自然少不了一段挨罵。

搗蛋鬼永遠不會寂寞，我同班上另外兩位搗蛋鬼結盟，組成「王八蛋」三人組，暱稱分為：小王、小八、小蛋。我落居末位，是為小蛋。平日，搗蛋三人組偶而行俠仗義的替同學出氣，偶而賣弄小聰明，故意洩漏答案給同學，氣死老師。偶而，偶而我們就是專心一意的調皮。有一回，我們三人趁著某堂科任課時，和其他同學交換位置，湊到一塊，不時嘰嘰喳喳碎嘴講話，偶爾轉身打鬧、玩得不亦樂乎。當我轉身和後面王、八兩位同學打鬧玩樂完畢，再回頭看向黑板時，只見導師早在門外、神色鐵青的怒視我們。「唉呀！死定了。」我心想。

果不其然，午休時，導師懲罰我們罰站反省，我們充滿悔意地低頭聆聽「教誨」，一動也不敢動。隨著老師的離去，血液中的搗蛋因子開始甦醒。小王率先扭著腰、甩著屁股，喊著：「我好想放屁喔。」我們倆人急忙跳開，高聲喝斥，賞她一拳，三人又開心的玩鬧起來。遠遠的，我又瞧見老師帶著鐵青神情，朝我們走來。

現在想來，國中時期不外乎就是這些幼稚、孩子氣的搗蛋與頂撞，或是群聚陽台，觀看被歸類為「壞學生」的同學打架，在旁吆喝齊聲叫好。這些調皮替無味的國中生活，增添了色彩，也好似無聲抗議這充滿壓力的升學體制。那些我和同學勾肩搭背，一同搗蛋的日子，總令我回味再三。

我有時認真回想，都覺得當時的我，其實是故意在挑戰「好學生」的神主牌。我稀哩糊塗地知道，自己小聰明得到的分數，將成為我的屏障，即便我再怎麼調皮，我都只會是個搗蛋鬼而不是壞學生。因此，我樂於遊走在好學生與搗蛋鬼的身分之間，享受這種故意踩踏界線的快樂。即便到後來，我逐漸變成一位「乖巧認真的好學生」，我都不時會想起這段意氣風發、認真搗蛋的時光。

二十六歲生日禮物

「你就要邁向人生的另一個階段了，以後當你接受民調，最後填寫個人資料時，你就只能勾選26～30歲這個分類，而不是20～25歲這一類囉！」歐笑著說。

一直到昨天醒來，賴在床上時，我都還不能相信前一晚的轉折與決定，以及突如其來的變化。前一段時間，心裡還想著七月的兩百人大活動該怎麼舉辦，接下來的日子該怎麼聯繫事情，心裡壓根子沒有想在這時會轉換工作跑道，一切都不在規劃之內，人生的大調頭從來沒在我身上發生過，正因為如此，才讓我一直覺得飄飄然的。

首先要感謝的，當然是afyun轉告我重要的訊息，其次要感謝的，是一直不斷指點我的柔師。從知道消息的那刻起，他一直是我重要的諮詢對象，或有揶揄、或有叨念，或有吩咐，這些化解我在歧路的焦慮，更適時為我指點迷津。這種感謝之意難以言說，但往後不論如何，我會記著在這時、在此刻有人可以幫助，可以倚靠的心情。最後要謝謝的，是一直陪伴身邊的朋友，Kriis、歐媽媽、嘉麗、釀釀、秀玲、美君，在這一週給我的諮詢與打氣。一句簡單的「加油」、「不要怕」，都一點一滴注入心中，給了我穩定的力量。

直到這刻，我終於有種要從學校畢業的感覺，而準備要邁向的彼方，再也不是這些熟悉的網絡、這些令人安心的環境，我終於要離開老師們保護的羽翼了。我不想把這第一步說得太重，但是在年紀走向另一個階段的同時，人生也小小有了轉變，很難不存在複雜的心情。

周五面試後，自己始終很雀躍，在某種程度上，為自己能夠跨出這一步而欣喜，另外一方面，覺得原來我也可以不用顧慮一切，去試試自己想做的事。但人生就是這樣，我們永遠不知道想像的是不是真如此。在某天，我曾對agnes說，「雖然還是老覺得趕不上大家，不過慢慢的自己也就堅實起來了。」未來，我這小羔羊要學習的事情還很多，技術上的、江湖上的，一切都要好好學。

這是我在今年收的生日禮物，我會好好記得這一刻，不論未來如何。

薩爾瓦多日記

「薩爾瓦多日記」，是一群薩爾瓦多工人的奮戰日記，然而這一切卻因為他們的雇主來自台灣，而使得我們與這個地方有了連結。全球化下追求低成本、高利潤的運作模式，使得資本家挾帶著資金前往一處處人力更便宜的地方，走不掉的，往往都是這些以廠為家、安身立命的工人。一切挺身奮起的故事，都要從工廠老闆決定關門的那天說起。薩爾瓦多日記也不例外，這個故事說著說著就說了六年。

幾年前，在勞資雙方衝突的結果下，台南成衣廠順勢選擇結束營運。錯愕的勞工在國際勞動組織的協助、國際買主的施壓下，終於迫使資方回到談判桌，重新展開協商。不同於勞動衝突中流於命定的悲慘結局，這場談判遊戲，資方最後半妥協半無奈的接受勞方提出的條件：資方提供必要資金設備、雙方共同管理工廠，一個以工人管理工人的模範型態儼然成形，一個稱之「為Just Garments（公平成衣廠）」的勞動模式。

路途總是遙遠而艱辛的，導演說：「那天我們下飛機準備要拍片時，才知道他們付不出廠房租金，廠被鎖起來了。」當她說出這個事實後，我才明瞭勞動紀錄片中常出現的生產勞作、日常宿舍生活為何沒有出現在影片中，因為在拍攝期間裡，工人根本無法工作，對談成了影片的主軸。

這些日子我不管看著勞動議題的紀錄片，對土地社會提出批判的報導文學，心裡總有一個聲音是「我們應該如何解決問題？」指出問題似乎無法解決僵局，正因如此卻也使得我在看這些問題時，往往悲觀。事情遠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很多。有時候，我想，當我是老闆時，我可能也會這此剝削勞工，從他們身上獲取利益。在以利潤為前提的情況下，如何在勞動與管理之間取得平衡？顛覆是不是就是唯一的解決方式？當所有的遊戲規則都脫離不了這個框架時，我們還能怎麼辦？

最後，導演對Just Garments（公平成衣廠）寄予期望，他認為這套曾經在勞資雙方取得短暫妥協的模式，是一個可能實現的管理模式，或許也能激勵仍在努力的勞工，繼續爭取一個較好的勞動環境。她說：「這是一個可能的希望。」

在走往捷運站的時候，我和Kriis邊走邊聊，我說縱然這一個公平成衣廠似乎成為勞動體制的新方向，可是當工人管理工人的模式開始逐漸分化，水平化的組織層級開始出現成為另一個管理者或資方時，這種以工人管理工人的理想狀態還能存在嗎？存在於工廠的內生困境要如何解決？K說，當導演與陳信行認為「Just Garments（公平成衣廠）」是一種有別於傳統工廠的勞動制度時，卻沒有告訴我們究竟該如何區辨，特殊究竟特殊在哪？這些問題，我們都忘了問導演。

* * *
行走在路上，我朝向的似乎是那群與我相仿的人們，我們彼此只是等待互相指認的那一天。儘管我在道路上，試圖把自己拋往不同於自己的世界，可是最終還是回到原初的那條路，難以逃避。K說：「我想那大概是我們的問題吧！」世界很小，我們都在。

人間條件

(圖片轉載：張大魯的攝情部落格）

吳念真的人間條件演了七年，不僅時間長，更從人間條件，一部部演到人間條件二、人間條件三，而今年五月更即將推出最新系列人間條件四。或許是我早已知道了劇情，或許此刻的我並沒有遭受巨大苦難，又或者咱們早已從紛亂的不安裡，練就一身功夫。看完戲後，我沒有落淚。

說它是國民戲劇並不為過，舞台上的佈景熟悉的就像鄰街的商店，永遠電話響個不停的辦公桌，釘在牆上神主桌，三三兩兩的街坊鄰居總坐那嚼舌根，斑駁染塵的匾額斗大寫著「模範楷模」、「敦親睦鄰」這種言不及義的誇讚之詞。場景真實而不突兀，偶而神來一筆反映時事，嘲弄現實的台詞逗得觀眾不停發笑，後方的大嬸中氣十足的笑聲更不時傳來。看著舞台上演員們的演出，我一直笑一直笑，笑進心裡。喧鬧誇張的劇碼，到下半場後開始轉入沉重的情感對白。字句的陳述，說出埋藏心中許久的話，拉近了父女的距離，化解了母子的誤會，達成了身前的遺憾。附身在少女阿美身上的老靈魂，最後完成了自己的心願，句句叮嚀在世的人們：「千萬要堅強，千萬要平安，千萬要幸福。」一句句的呼喊聲縈繞耳邊，彷彿為心中的脆弱注入一股力量。

謝幕時，導演和表演者給了觀眾一個深深的鞠躬，說起這部戲的緣由，說起這部戲一起與台灣歷經的故事。「千萬要堅強！」吳導說，這句話獻給這世代的台灣人。

百合與草莓

高中時期大抵沒有驚天動地的事情，仗勢青春無敵，多半揮灑汗水，將時間花費在運動上，雖然也沒有就此打造成強健體魄。日子偶爾交雜自修時期的打混消磨，讀讀1980、1990年代的台灣故事，當然還有睡的過份被路過主任搖醒的經驗。慢慢的，我懵懂無知的開始憧憬那個年代，那些故事、那些理想，與那些努力。漸漸的，在路上遇上這些人，這些年少時期將他們視為偶像的人。又近又遠。

當補習班老師的小孩轉眼成為我的高中學妹。我知道，高中離自己越來越遙遠，當年崇拜的故事，背後有著更多的故事，而當初在廣場上振臂疾呼的學生們，早已不是當初的樣貌了。我張開眼睛，赫然發現，自己的世代不再有集體，而集體也不再是我們唯一的手段。不顧一切的衝上街頭，不再是我憧憬的方式。現在的街頭行動中，帶有更多的猶疑與思辯。因此，我們會看到許多說法，雖然我去了現場，但是我認為.....；雖然我沒去現場，但是我支持.......。我們逐一檢視想法，價值、手段、策略與訴求，是否值得我們支持。正因為如此，我們走（不）上街頭各自有著不同的理由，或有重疊、或有衝突，這些都會使得集體不那麼集體，進而無法匯聚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這是我對野草莓運動的看法。不論媒體、參與者、聲援者如何將其對比成當年野百合運動，這場運動都不可能是野百合，而如同當年野百合運動的景況，也不復再現。

沒有集體，是否讓我們喪失社會關懷？沒有參與，是否意味冷漠？我沒這麼悲觀。我甚至認為沒有集體的多元，才是這個世代迸發光采的所在。在各自的領域上，只能埋頭苦幹，以往二分對抗單一敵人的時代，已逐漸遠去。然而走向多元的路途中，會讓這個世代的任何行動遭受更多的質疑與挑戰，這些情形都是野草莓無法與野百合類比的原因。

這場運動快要一個月了，我必須承認，我始終都是遠遠觀看著。即便我曾坐在其中，我有些迷惑，我甚至丁點都不憤怒。在這其間，我偶而會遇上穿梭其中的熟識老師，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一點點歷史，似乎（隱約）也感受到他們的興奮？我想當年我試圖想要追隨他們的腳步時，或許他們也正面臨集體運動不再，無力可施的失落。世代這個詞，很巨大很沉重。我們只能從中記住我們對這個時空的記憶與故事，二十年後，我們或許沒有稱號，或許標籤滿身。我們可能會對著與這段故事無關的小朋友說起這段日子，或許，我們什麼都沒說。

Change V.S The West Wing

最近睡前抒壓片是日劇Change與美劇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兩部都是政治片，但風情則大大不同。我先從日劇Change說起。從片名取名為「Change」開始，我很難不把它與美國民主黨候選人 Obama的競選口號連結在一起。看來一個充滿理想的政治人物，是福田靖企圖想塑造的角色原型。顯然木村一開始就被設定為「親民、正直」的形象，目的是為了對比汙穢險惡的政治環境。就演技上看來，木村無疑是成功的。因為在整部片裡，他顯得沒什麼存在感，這回他收斂光芒的表演，反而突破了過往的既定形象。但角色這麼設定，到底會有什麼問題？

這時綠葉的襯托就很關鍵。但可惜的是，除了正直朝倉（木村）與大魔頭神林（寺尾聰）的角色性格是明顯的，其他配角性格顯得模糊，角色可有可無。福田大大浪費了幾位在日劇裡有突出表現的配角，如古佃任三郎、別叫我總理的西村雅彥，Hero裡的阿部寬。一個已經夠平凡的總理，加上沒什麼角色性格的官僚團隊，故事好像開始有一點平淡了。

以「熱血」出發的Change，開始大量描繪朝倉總理的事必躬親、以民為本的性格。但緩慢的親民情節，拖垮了政治劇該有的節奏。福田用同樣的元素塑造久利生公平，在Hero裡成功了，在Change裡卻失敗了。原因在於久利生檢察官的事必躬親是必要的。他執著的勘查，與反覆辯詰都是為了追求真理所必要的手段。福田靖想要跳脫傳統政治劇的企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政治劇中Bargain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也是政治劇張力所在。但這一部分他完全由個人性格下手，從一種感性的氛圍解決問題，實在太沒有說服力了。所以一切平平淡淡，我只好將目光轉向愛情故事，偶而看一下木村和深津小曖昧互動了。不過回頭想想，這或許也不該怪編劇，追根究柢還是日本政治太無聊了。

那麼白宮風雲哩。同樣是一位領導，一群幕僚。但是每個角色個性既鮮明又互補。除了Will長的太像陳Meggie，讓我不是很喜歡之外，其他每一個角色我都很愛。（請注意，在本部戲本人第一次對老頭沒興趣）Josh、C.J、Tobby是我最喜歡的三大咖，講話賤度很高我實在很愛阿。節奏很快，鏡頭一個一個在不同的人之間轉動，每個角色啪搭啪啦的對話內容，真是充滿張力。雖然這樣，要搞煽情劇碼也不是沒有，要玩曖昧愛情故事也都有。（好吧！這點不公平，人家拍了七季，每季20集，當然是日劇10來集比不上的。）

總而言之，我喜歡白宮風雲，是因為它比較貼近現實，比較卑微，比較拉扯。每個人有不同的理想，不同的堅持，但是個人的選擇都不是理所當然的，都是經過不停妥協、前進，尋求在行動結構下的小空間，緩緩前進的。從總統至幕僚，每一個看似這麼偉大、睿智，理性的個人，都必須面對卑微的拉鋸。很人性。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集Josh談成自由貿易協定，以為可以擴大國內就業機會，正準備慶功時，卻傳來一間高科技公司即將裁員17000個員工的消息，他傻了。因為這項裁員正是因為他牽下貿易協定所造成的。他負疚自責，卻無力挽回。最後一幕的對話，他對工會代表說「We will create more job opportunities.」代表回問：「That's a promise?」他淡淡的說：「No,but I'll try.」這種理想的表達，和日劇很「用力」強調熱情，人定勝天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但卻也是我喜歡的地方，隱微、無奈，卻不失去努力。

（按：話說Josh Lyman和Chendler Bing，最近還拍了新戲：Studio 60 on the Sunset Strip，同樣是白宮風雲編劇寫的）

最後，哇！我寫了好多字，放在論文裡有多好。可這篇就是因為交東西給老闆後，心情太沮喪所寫下的文。所以看看就好，科科！

馬上！

那天打電話回家，跟阿木聊了一下「馬上」老梗爛笑話。說著說著，阿木接下來說的話著實讓我嚇了一大跳。她說：「不過馬上股票跌，也沒有什麼不好阿。可以讓大家知道，這些問題不是因為哪些人才變好，因為哪些人才變爛。我們就不用一直依靠以『人』為主的思維在看待事情。」我心裡聽到這番話，真是感動不已阿。阿木向來愛好馬帥帥的臉孔，並且不時愛跟老爹唱反調嗆阿扁。但是，馬帥帥上台後，阿木竟然沒有一味擁戴他，反而說出這麼有進步思維的想法。

阿木的一番話，其實就是我對馬上台後，沒有這麼悲觀的原因。阿扁神話的破滅，讓我認清了台灣民主的價值，政治體制的改革原本就不該繫於一人，一黨之上。你全心支持他，他也挾持了你。我們期待英雄拯救，卻常常發現英雄是狗熊。我們希冀一勞永逸，卻發現事情總非如此。

而台灣期待英雄拯救思維，有一整個更複雜的前因後果，沒空寫了，留點字數給論文，有緣再說。

別人的體會

看完5.28公主日記，竟然眼泛淚水（是怎樣，囧)

星期三, 5 月 28th, 2008

今天無意間聊起來的往事，朋友建議我在日記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每次做製作的時候，都會跟每個新人歌手講， 去校園不要唱對嘴， 一定要唱現場， 台下不過就幾個學生 ，不要為了那幾分鐘的場面好看就唱起對嘴來。你可能很快就要在一千個人面前唱現場 ，搞不好很快就要開萬人演唱會了 。要好好把握每一個磨練自己的機會 。

當年因為校園演出的音響狀況經常性的不佳，所以無論是會唱歌或是不會唱歌的歌手，都很習慣唱對嘴這種事情 。每天下午開始化妝吹頭髮由宣傳人員載到新竹台中花蓮高雄唱對嘴。 我想二十場下來，誰都會漸漸忘記自己想要好好當個歌手這件事情吧！

記得剛出道那陣子，經常有校園或是勞軍之類的演出主持人只能介紹我是新來的創作歌手，歌曲怪異人長得不美挺不受歡迎。 剛出道時又容易緊張出錯，歌都唱不好了音響又糟，還要彈鋼琴或是帶吉他， 總是唱不出點正常像樣的東西來 。演出前壓力大，演出時壓力更大。 每天都幾乎是含著眼淚咬著牙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唱現場 我一定要唱現場…”。

我覺得自己不應該為了幾分鐘的場面而放棄做音樂最初的熱情，我不要這樣混過一首歌。誰有把握自己不會在時光流轉中 連自己的人生都一併混過去呢 ！

將近14年來，大大小小的演出中，時間就這麼過去。 14年來我只唱過一次對嘴， 在台北市政府廣場前，那個場合規定所有歌手只能對嘴。真正演出時工作人員還放錯歌，但我也經歷了更多讓我懷念感動的演出。

我從自己的堅持中獲得很多。

人沒有那麼脆弱的 ，一點點壓力恐怕很難將你擊垮，但是持續堅持所累積的實力與勇氣。

會讓你醒著的每一天都有尊嚴有力量。

by sandee

Hero 電影版

平心而論，我覺得Hero電影版拍的不好。唯一賣點只是戲迷們對六年前電視版Hero的想念，和木村拓哉萬年不變的帥。跨海到韓國的噱頭只是為了凸顯電影版的豪氣，卻不帶有任何意義，李秉憲的角色出現的莫名其妙，擺明就是耍帥用，驚鴻一瞥之後再也所剩無幾。

劇中一個殺人事件，連帶扯出政治賄賂案。因為口角出手動粗的警衛，竟同時是議員的不在場證人。換言之，唯有證明警衛沒殺人，不在案發現場A，警衛才能證明曾在B場所看見議員，為其作證。簡單的故事主軸，但辯詰過程卻很抓不到癢處。電影裡頭，攻防雙方對於無罪推定原則的尊敬，本是我認為最精彩之處。故事張力，也應著重在法庭的攻防戰，藉以凸顯追求真相的執著，但這個追求真相的執著，卻被帶往檢察官們棄而不捨的故事軸線而失去精彩。尤其在木村飾演的久利生公平與飾演辯護律師的松本幸四郎之間，充滿了亦敵亦友的關係。而同時藉由松本幸四郎的角色，凸顯的是檢察官一方面高舉正義權威，但卻可能誤人一生的矛盾，這些在正義與誤判的拉鋸，都是在追求真相底下潛藏的危險。但是，這些故事張力在電影版中都沒有被凸顯出來，可惜呀！如果在電視版的話，這般的故事當然OK，可是一旦躍昇為電影版，再採用日本戲劇習慣的運鏡─ 激勵人心，感動莫名的同時，每個角色一定要各就各位擺好表情，鏡頭在一一輪過， 以及淺薄的結構，這樣的電影版完全不及格。因此，電影版僅是Hero電視版補完計畫而已，缺乏該有的厚度與廣面。

總歸來說，電影版延續了各個角色的鮮明特色，告訴觀眾六年來，久利生還是久利生，雨宮還是雨宮，進藤還是進藤，但也告訴大家六年來，時間絕非白白流逝。因此為了時間裡的異同，必然要蜻蜓點水的交代每個角色。但是，以「延續」為核心的賣點，在我眼裡，卻成了Hero電影版的最大敗筆。為了延續，必然要交代，但這般跟觀眾交代的描述，成為鬆散的敘事結構。

最後，若要找出一點來稱讚的話，還是那萬年不變的久利生公平（木村拓哉)帶著不羈帥氣辦案的神情阿！

雞排妹。徐佳瑩

話說很紅的超級星光大道，已開播到第三季。我唯一喜歡的就是這位雞排妹徐佳瑩了。當初看第三季百人初選時，就對這人頗有印象，因為她實在太好笑了。第一季那些愛哭鬼我實在超受不了。第二季也很愛搞煽情戲碼，也沒啥印象。徐佳瑩的自創曲我覺得很好聽。好吧！拿吉他有加分，愛搞笑不做作也有加分。而且每每看黃韻玲講評這位雞排妹，都可以感受到她惜寶的神情。回過頭來看待這種決戰舞台的綜藝節目，總是很吸引人。包括早期的五燈獎、現在的超級星光大道，超級名模生死鬥、Project runway 。這種即席對戰模式很殘酷，也很直接。你看出來哪些人是天賦異稟，也可以看出哪些人靠著苦工，一點一滴而來的表現。一經擺放到同一個競賽平台後，就看出個人條件的差異、優勢與侷限。有時，我看著評審極力稱讚徐佳瑩如何如何擁有音樂天分的時候，我都想其他坐在那的參賽者怎麼想？是想著，我要是跟她一樣就好了嗎？

曾經在阮慶岳開門見山色後記裡讀到這麼一段話。阮寫到：「2004年秋，參與台灣建築獎評審，過程有些爭議，召集人提議各個評審，對於如何看待作品的原則作出表述，當時我以誠實與適當來作為回復。.....我也會用適當來看候選的作品。這裡的適當，是指每個案件都有先天條件的差異性，不管業主、預算、基地、材料與技術配合性，各自有各自必須面對的問題與挑戰；而在我的觀念裡，好的建築並非是擁有最佳先天條件的作品，反而是能在既有的條件下，作出不卑不亢，適切響應的建築。現在回首再看，覺得許多事似乎都可以這樣看待....。」用阮的話語，回頭再看競賽性節目，似乎得到一個很好的註解。

過去我們常常落在競爭（比較）環境之中，被用同一套的標準來衡量。自小我總是誤以為這套標準，與隨之而來的得失成敗是一切。忘記了自身的侷限、困難與挑戰得去面對，而這些條件差異，是無法擺放到同一個平台上共量的。一旦清楚困難與挑戰來自於自己而不是別人時，會讓自己比較坦然不自怨，看到天賦異稟的人還是會讚嘆。但是我開始不想著：「要是我是他就好了。」套一句中午吃飯時，同學說的話作結語：「我終於接受，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路要走這件事。」

出口／徐佳瑩

隱約的暴走

前幾天被找去談我的論文，原本說是同輩聊聊天，結果陣仗頗大，雖然人數不多，但當我一走進會議室，還是頗有驚嚇感。花了兩個小時講我的東西後，頭腦有點昏花，精神有點不濟。結束我的主題後，轉而請一位同學分享他的西藏腳踏車行，繼而評論西藏事件對於中國的影響。身為台灣人，我頗有代表台灣觀點的地位。主持同學要我談談台灣是怎麼樣看待西藏事件，同輩台灣同學又是怎麼看待的。我真的不得不向廣大的台灣人民，還有具有高深洞見的同學道歉，我自己沒有細想這件事情，也導致我其實說不出甚麼，也讓在場的同學認為台灣觀點就是那樣。我以中正紀念堂支持西藏運動說明基本立場。然後，一位在場對台灣頗有研究的同學，有點訕笑的說：「對阿，還是所謂的西方觀點嘛！」於是，我隱約覺得我暴走了。我後來大概有點慍的說，其實不要把台灣的立場理解為粗糙的、素樸的西方人權觀點，從台灣的角度來看，不見得不會知道西藏之間的複雜性，也不見的只是一味立基在西方的觀點上。你看到的反對中國，抵制奧運的人究竟是誰？這究竟能不能含括一切台灣觀點？後面講些什麼，我現在也忘了。

除了我被問到之外，我覺得最可憐的就是那位法國同學了，比我還慘，他被問法國是過去採取何種態度的，滅奧運聖火的舉動是在甚麼樣的原因下出現的？尤其這陣子反法、反家樂福正反的如火如荼，這位同學中文又不慎流利，根本就是。。。。唉！默哀。

後來氣氛變的很微妙，主持同學也出來圓場。後來哩，又用這套說法出來掩蓋（他用了，我也附和了），但我覺得自己老是拿這套出來圓場的手法，用的有點煩了。論述方法如下：我們同你們一樣，早就是消費主義為主的一代，我們對於政治總是隔離又冷漠的，所以我們對於政治立場沒這麼激進也沒這麼關心。結束會議後，我又和幾位同學一道吃飯，用餐期間還是聊了大選。我自己有我的立場，當然也說的含蓄。我先不說彼此的立場觀感的差異，分歧的意見是可以理解的。我想說的，是每每遇上這種場合時，或遇到大陸同學談統獨，能不能坦開心胸真誠來談的問題。如果願意，我願意跟他們聊，跟他們坦白：我不喜歡馬英九，沒有這麼強烈的中國文化認同，或講白了我一點都不想統一。可問題是，我無法預測他們是不是馬上就把我貼上標籤，心裡暗想：你這個台獨分裂份子，而不願意去聽背後那些思緒，沒有辦法去討論理解。也正因為如此，我只要面向他們談政治問題，都讓我說的含蓄彆扭又痛苦萬分。而老實說，無論對方是誰，我猜他應該也是。

而最後我要說是，共產黨甄拔人才的技巧遠遠於高過於國民黨，無論過去，或是現在。

新舊

最近回到有台灣訊息的駐紮地，看著馬內閣的那些面孔，常常有一種感覺。覺得這些年過去，我們長大，那些人都老了，不論是蕭萬長、劉兆玄、江丙坤，或是當年在華視嘴邊總是帶著詭異笑容的李四端。自己看到馬上台，沒什麼激烈的反應，起碼現在是。但是看著過往舊官僚的臉孔，覺得好沒有活力。一個新政府充斥著過往的痕跡，彷彿這些年來，他們是停滯不動的；彷彿這些年來，國民黨像是暫時冰凍的病人，等待未來出現解藥拯救。而馬英九的出現就是這樣新藥，將他們從冰櫃裡解放出來。選了一個新總統，卻像回到李登輝主政的年代。馬內閣的問題不僅僅是新舊的問題，更像是黨內世代的問題，我這樣吶喊的同時，似乎預設著新臉孔的到來，一定比舊官僚來的好。這當然不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但我總是期待著一些新元素的加入，能產生一點碰撞，一些活水。

沒有新意！沒有新意！這樣的呼喊，今天在另一個場合中也出現了。恰巧今天有機會參加華東台商學校的運動會。看著小一的趣味競賽，一方面感染青春的氣息，另外一方面，看著依舊是滾輪胎、滾大球的活動。我心想，這不是當年我幼稚園在玩的遊戲嗎？為什麼過了將近二十年，學校裡還是在玩著同樣的遊戲？我眼裡看著小朋友跌跌撞撞，開心的玩著遊戲，腦裡卻開始想著，如果不玩這些，有什麼活動可以取代？什麼活動可以克服人數問題，可以有團隊合作？而不僅僅空虛地轉動輪胎？什麼時候學校的運動會，掌聲是給自己的，是給運動精神的，而不是給台上冗長致詞的人？如果我們要扭轉教育，是不是可以從這種比較小（而無害？）的地方試看看？

大象（Elephant)

找到了一間盜版DVD店，搜刮了一些電影，其中有好些是號稱得獎的電影，但其實翻譯品質不佳，但是這樣反倒突顯了影像的力量。

看了幾部片，總覺得搔不到癢處，直到看到了大象（Elephant)。

電影的敘事手法就如Gus Van Sant 解釋片名的由來一般：「瞎子摸象」。片段拼湊、重複摸索，不知所云的遊走，你以為你窺得全貌，卻不知邊際在哪。然而如果你不伸出手，根本不知身旁那碩大無比的大象，縱然離你這麼近。這樣的意象，如同我們理解這起校園槍擊殺人事件，科倫拜校園槍擊案。

相較Micheal Moore的侵入手法。大象的展演，卻突顯暴力的淒美，一種來自於絕望的哀傷，讓你發現暴力來臨前的細索過程，竟然如此平淡無奇，那最終不過就是日常生活而不是充滿張力的戲劇。當片裡那位看似最懦弱的Eric拿起槍前，那段在鋼琴前的獨奏。我以為又是另一個在校園不得意寄託於琴聲的少年，但是寂寞而孤單的背影，平靜而爆裂的琴聲，卻讓人覺得難過。說的好輕，但批判的力道卻是一拳又一拳的重擊，甚至更意義深長。批判方式有很多種，激烈暴進的直陳，平靜溫和的述說。誰看的清呢？誰也不知道。

想起那年湯在課堂裡問我們：「你們支持擁有槍枝嗎？」我舉了手，支持的那一方。舉手源由我甚至不想回想了，自己也不甚了解的。理解事情不若學術裡總是以理性思考為前提，希望尋得因果關係。或許我們總是可以從種種因素來談，利益團體、社會結構，但是一切冰冷的要命。彷彿找到原兇後，我們可以一筆抹去少年的哀傷與絕望。

打工妹 V.S 孤女的願望

除了羊肉串男孩，跟在老師身邊當個學徒的田野行程裡，多半是行走不同工業區的工廠。之於我，那是個從未有過的經驗。在我生活記憶裡，我的父母無須奔走在工廠之中，我的同輩與我所面臨的台灣社會，已不需我們在年幼時就離開家鄉，在生產線上當個女工。聽著她們遠離家鄉的故事，聽他們懷抱來到城裡的夢想，手裡快速抄記著：1990年來到昆山，找到第一份工作，薪資約莫一千...。我心裡忖想著，下一步得問什麼？她們的人生，他們的故事，僅僅化作我手中的資料。字裡行間的故事，細細瑣瑣地記在我的筆記本中。我不懂她們遠離家鄉來到城裡的喜怒哀樂，我不能體會他們在生產線上的日復一日的苦悶，我不能理解他們來到城裡的生怯。直到我無意間點起「孤女的願望」，喇叭裡緩緩流瀉出陳芬蘭的歌聲，她唱起：

請借問播田的田庄阿伯啊
人塊講繁華都市台北對叼去
阮就是無依偎可憐的女兒
自細漢著來離開父母的身邊
雖然無人替阮安排將來代誌
阮想要來去都市做著女工渡日子
也通來安慰自己心內的稀微...

突然之間，一直無法進入那些她們、他們故事的我。奇妙地在歌聲之中稍稍理解了。當年來到台北城的孤女，轉眼間成了中國的打工妹。懷抱著青春夢的她們，怯生生的來到了城裡，尋求一份謀生工作。經濟發展的道路多麼相似。

當年在大學學科訓練的背景下，價格剪刀叉、農業補貼，我是一點都不懂的。我不知道，當我在台上口沫橫飛地報告台灣傲人的經濟成長、四小龍傳奇、進口替代、出口加工政策時，原來是一個又一個離鄉背井的故事。我的知識圖像裡，只告訴了我一半的事情。而今，面向快速工業化的中國，我終於知道那些傲人經濟成就下的故事。但是一直以來困擾我的，是我從來不知道怎麼想像那些故事。縱使我筆下清清楚楚寫著她們的人生呀!

但是我知道下次，坐在我面前的她，帶著生怯的年輕臉龐，輕輕地對我說：「我家鄉在河南，來到這裡已經三年了。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飛快的筆下，我想我會開始想起孤女的願望，我想我會理解她們的願望。

選舉

前兩天某師興沖沖把我(們)叫到他辦公室去。問：「有什麼辦法才能讓你留在台灣投票？」我說：「沒辦法，我就是投不下去。八年前陳水扁那一次，雖然我沒有投票權。但我真覺得或許可以改變一點什麼，一點點可能出現的希望。八年的時間過去，我怕了。我沒有感動、沒有希望，我對他們沒有願景。」

中間某師一度抓著頭跟我說：「告訴我，妳要什麼？到底什麼才能感動妳？」我的答案看來跟沒有回答一樣。我只是要一個可以彼此尊重的台灣，不拿著過去被壓迫的事實排除他人，成了當年他們口下的壓迫者。我要一個有耐心願意理解、彼此對話的台灣。

講感動，講願景放在選舉研究中，或許僅是放置在其中的幾個變因之一，而且是不太重要的那種。會有更多人跟我說，一個給妳願景候選人，不見得等同於一個更好的政府，我也知道。都是都是理想狀態，但這正好就是最後催促我投票的那一點理想。

羊肉串男孩

我想我就從那個可愛的羊肉串男孩說起吧!

那是我來到北京的第二個禮拜，在無法忍受青年旅館運轉不太順暢的暖氣後，我決定搬到北京二環東邊的經濟型酒店。日前才大舉收購另一家經濟酒店的集團，總把他們的酒店藏身胡同裡，選定在住宅區裡頭。每次出外遊走後，在靜謐的夜晚緩步走回酒店時，我都有一種正要回家的錯覺。少了高級旅館中會出現挑高的lobby，或是絢麗奪人的燈光。小巧的櫃台總是不給人壓迫感，警衛一邊伸手拉門時，也不忘親切地問聲好。

十二月的北京夜晚，是安靜且寒冷的。羊肉串男孩就在對街餐館門口前擺攤。

幾次在陌生環境裡，逕自朝右方探路，我才突然知道我有向右的習慣，而男孩的店鋪在街的左邊。

某天午後睡醒精神極佳的我，心情也異常愉悅，決定出門往左邊幾公尺的簋街探訪探訪。在一盞黃色小燈下，遠遠就瞧見幾個人站在街上，不曉得在幹嘛？繼續往前走，就看見羊肉串男孩的店鋪了。

第一次，我說：「我要兩串魷魚。」見他熟練的煎烤，一會冒著熱氣的魷魚串就到眼前了。不像我總是聽不清的稀哩呼嚕北京腔，他的字句彷彿被刻意切開似的，他帶著笑意緩緩的說著：「總共六元。」我手裡拿著食物，往更熱鬧的簋街去了。

第二次，看著肥皂劇的同時，習慣把煽情的劇情和著食物一起下肚。我趕在空檔時，匆匆跑向對街，買下十串羊肉串。「打包。」我說。而他依舊穿著髒髒的廚衣，清亮緩慢的說：「一共十元。」

第三次，我快步經過他的店鋪，卻不自覺的望向他，看他在寒冬裡快速的拿起食材，放上鐵盤。看他緩慢的說著字句，招呼客人，看他...想著，忖想他不是北京人吧！

然後，幾天後我就離開北京了。

他們的故事，我的田野

他們的故事，我的田野。

想書寫的念頭，是間歇偶發的。除了嚴肅正經的理由，大部分的時間踏上中國，珍惜的是首次離家的心情，放大的是周圍陌生的環境。雖為了研究而來，我總不時偷渡旅行的心情。看見這麼多人，遇上這麼多事，幾近讓我頭暈。不管帶著甚麼理由而來，畢竟也踏上了這片土地了。每次離去時，總會對自己這麼說：「下一次也不一定有這樣的機會再來到這裡！」曾經大言不慚的在招生文案裡寫著：「.....我從一個對中國研究一知半解的人，到成為身邊朋友理解中國的窗口。窗口望出的景色不是單一的，卻可以是視野開拓的起點。...」但是除了圈內人之外，似乎還是少了更多的分享與對話。

除了旅行，更多的是觀看。觀看中國一切的熟悉與陌生，記錄一切的驚喜與惱怒，我試圖作的大概只是說說故事罷了。

溫柔時刻

慧萍出發前往中國時，丟了一部日劇給我，叫溫柔時刻。我深深的迷戀著裡頭的那位歐吉桑：寺尾聰。

傑尼思系的二宮和也飾演造成母親死去的少年：湧井拓郎，寺尾聰飾演因為深愛的妻子死去，無法原諒兒子的父親：湧井勇吉。故事場景是北海道富良野的咖啡廳。雪地、充滿溫暖爐火的咖啡廳，成了故事鋪陳的最佳背景。溫柔時刻講的就是父子誤會冰釋的故事。

我總是被帶著壓抑的故事情節所吸引，淡淡的、帶點距離的、壓抑的，總覺得那樣情感的散發比直接坦蕩的情感更令人珍惜。微微上揚的笑意，悄悄關心的溫暖，彼此瞭解的默契。隱微、含蓄、壓抑的述說真的好迷人。

平原綾香的明日配上這部日劇，更是讓人覺得充滿溫暖的情感。



從「溫柔時刻」到「拜啟，父親大人」，倉本聰用緩慢的節奏、日常居家的交往，勾繪了一幅充滿日本風情的圖像。彷彿不像是戲劇，出現場景，多麼像隔壁轉角那家咖啡廳，又或者總是講著八卦的演員，多像隔壁的鄰居。這般細膩處理情感、編排故事的倉本聰，總是用最平淡的故事，說著最真切的情感。

土地(三): 寶島曼波

「如果土地有感覺，我想她現在一定很痛吧!」這是看著寶島曼波時，最感到無奈也最難過的橋段，眼睛注視的是怪手緩緩開挖土地的畫面。

八年前九二一地震後，南投縣中寮鄉清水村一個小聚落，因地震走山而必須重建家園的故事。相較於四年前觀看生命的強大情感，彼時連結著喪失的壓抑，以至於影片結束後的大哭。這次我平靜多了，也不耐起來了。平靜的是生活情境的轉變，不耐的是我們究竟要忍受多少次同樣的情況。

喪失家園的他們，在遷村計畫中面臨國家機器。國家機器包含了各個主事者，國土局、南投縣政府、九二一重建基金會……等。然而這僅是眾多國家機器的主動脈，他們面臨的是有如牛毛的各個政府單位。法規、條文、層級一層層的束縛了國家機器該有的彈性，寶島曼波直指了官僚機器與官僚文化的陳痾。然而，官僚殺人究竟是人出了差錯，或是制度上有了問題？九二一的災民擁有更多合法性來責備官僚的顢頇與逃避，然而分布於台灣又有多少地方同樣面臨文件穿梭，會議旅行的事情？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願意改變。我們只能一次又一次發洩情緒後，耐著性子一步一步來。

觀影者與影片，從來就不是客觀的觀看觀係。我們讀取影片的隱喻，也投射希望，希望從影片裡頭找出一點說服自己在現實中不要放棄的理由。眾多集體的決策，總讓我暗自擔心，不論是現實經驗的，或是知識上告知我的，集體協商的過程通常是冗長費時，且不一定會有結果的。幾次畫面中出現邀集鄉親共同討論遷村計畫時，如何決定位址，設計如何進行，彷彿隱藏內捲的風暴，一不小心就會全盤瓦解。草根、公民社會、集體運動不總是如我們想像中的美好，策略、手段、目標，都是可能在任何集體利益中產生分化的原因。我帶著一點憂心，最終還是高興的看見的他們新居落成。從清水村地方自組重建委員會，到知曉如何與官員協商，從一無所知到研讀公文、法條，草根的力量重新塑造了我們對公民社會的認知。

然而與此同時，影片出現的不僅是平民與官僚的對立，更蘊含了我們對「專業主義」的推崇與畏懼。設計工程圖、營造工業，這些專業用語背後的不對稱資訊往往使得居民位居弱勢，只能任憑另外一方綁架。因此不論就樂生、蘇花高、核四等，任何可能產生爭議的問題中，我們習慣地交給了「專業」處理，用專業取代了自己理解的藉口。取得資訊是需要花費時間，弭平資訊不平等是耗費精力，這些被稱之為「成本」。然而，如果我們願意耗費一點成本，一些力量去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結果，又未嘗不這麼做呢？

(補記：寫完批評專業專斷的文字，覺得寫得太振振有詞。專業指的是什麼？什麼又算是專業主義 ？)

寶島曼波是一部可愛的紀錄片，影像的人很樸直，幫助的人很認真。除了思考之外，如果能夠調整觀看問題的態度，那其實可以是一個開始轉變的契機。